为什么说“高饶事件”给刘少奇埋下了严重隐患？
“高饶事件”是指起始于1953年下半年、终结于1955年3月的，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件。这一事件是建国后党内出现的第一次重大斗争，虽然最终以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彻底暴露和失败而结束，但这一事件到底还是给刘少奇造成严重影响，也给他埋下了严重隐患。刘少奇1953年下半年，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高岗和饶漱石却借着发生的几件事搞起了分裂党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们的阴谋活动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更成为他们阴谋进攻的重点对象，使得刘少奇处于风暴的漩涡中心。高岗在党内可谓显赫一时，建国前就担任了若干重要职务，刚建国时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还兼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52年，党中央决定加强集中领导，把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到中央工作，比如高岗，就被中央委以重任，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手握重权。高岗位高权重，当时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府工作重新作了分工，政务院下属的20个部中，就有8个重要部委划归高岗领导，高岗因此得意地把自己领导的国家计委称为“经济内阁”。中央对政府工作作出如此安排，的确表明毛主席对周恩来的工作存在批评和削弱其工作范围的用意，高岗对此解读为周恩来正在失去毛主席的信任。高岗已经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仍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权力和地位，一直想要攫取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而他又认为刘少奇和周恩来正是他攫取更高权力和地位的主要障碍，因此，他把主要进攻矛头对准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认为只要把刘少奇和周恩来搞倒了，他就可以取而代之。由此，他就开始暗中收集刘和周的材料，不择手段地散播各种流言蜚语。刘少奇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经常要对各地工作提出指导和建议，建国前夕和建国初，高岗主持东北工作期间，刘少奇曾直率地对东北工作提出过几次批评意见，这引起了高岗的怨恨。比如，建国初高岗主张农村在土改后要立刻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限制单干、限制雇工，刘少奇指出，东北在发展变工互助这个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刘少奇对东北工作的批评招致高岗内心十分不满，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面不说，背后却搞了不少小动作。而早在1949年刘少奇受中央委派出访苏联前夕，高岗向时任东北铁路系统总顾问科瓦廖夫造谣，说刘少奇是中国党内“亲美派”首领，科瓦廖夫就写信向斯大林报告了此事。但斯大林并没有相信高岗的话，还把科瓦廖夫的信转交给了后来访苏的毛主席。高岗见没有得逞，很不甘心，他在跟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四处散布谣言，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借此吹嘘和抬高他自己，说斯大林最赏识的人是他高岗。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都让高岗产生错觉，认为这几件事正是他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天赐良机，第一件事情是建国初期关于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发生的争论。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中，鉴于当时中南地区工会工作中出现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没有很好地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问题，提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不能脱离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29日，邓子恢致电毛主席，报告了此次会议情况和他的报告的要点。8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批转了邓子恢给毛主席的报告，他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希望各地党委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改善工会工作。这个批语经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和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圈阅后，同邓子恢给毛主席的报告一起下发各地。年底，毛主席在关于工会工作中的批语中指出，各地工会工作存在严重的缺点。高岗（前排中，深色衣服）但高岗不同意邓子恢的意见，他在东北开会时公开表示，党政工的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1951年4月，高岗针对邓子恢的报告主持写出一文，明确强调，在公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立场的不同。5月，高岗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批评邓子恢的报告欠妥、混淆思想。4月22日，高岗把自己主持写的这篇文章送给毛主席审阅，并请示能否在报上发表。29日，时任毛主席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看了高岗的文章及高岗给毛主席的信后，写信给毛主席和刘少奇，认为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岗文章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刘少奇看了高文和胡乔木的信后批示，此文暂不发表，但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刘少奇对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引起浓厚兴趣，在5、6月间写了一份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详细阐述了他对工会工作方针的看法。在这篇并未公开的笔记中，刘少奇赞同邓子恢的基本观点。但10月初，李立三就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问题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他提出，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毛主席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他尖锐批评了李立三及其领导的全总党组，认为在工会工作中存在严重错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在11月份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批准成立由刘少奇、李富春和李立三等人组成的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指导全国总工会的工作。随即，李立三受到批判，其中，推崇邓子恢的文章就是他的错误之一。理由是邓子恢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邓子恢在12月底的中南局会议上，也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讨，并报告给了毛主席。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虽然还没有真正展开就结束了，但刘少奇受到了牵连，他在1954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对李立三的错误是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第二件事情是1951年4月到9月发生的关于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而引发的争论，刘少奇的意见及经刘少奇修改的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不久后，高岗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呈送给毛主席，他在报告中表示要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方针，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毛主席很重视高岗的报告，把高岗的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并命人把高岗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分送中央各部门、各地党委和来京参会的党员。毛主席在转发高岗的报告时写了批语，肯定了高岗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第三件事情是1953年上半年对“新税制”的批评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政府工作的分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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